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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华商淘金莫斯科——一个迁移群体的跨国生存行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3月，有删改。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一批中国人手拎肩扛着各种商品一趟趟地往来于俄罗斯和中国，这也是华商的最初形式，他们被称作“倒爷”。所谓“倒爷”就是倒买倒卖商品的人，低价收购商品再高价出售。“倒爷”是中国一个特殊的群体，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特有现象。主要源于中国在商品价格上实施双轨制，即同一产品计划内部分实行国家定价，计划外部分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制度。一般来说，商品在计划内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在计划外则按市场价格出售。后来参与倒买倒卖商品的人越来越多，不仅有政府官员，还有很多企事业单位员工和社会人员，倒的商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不仅有计划内的商品，其他各种形式的商品也都参与。
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可见当时“倒爷”在中国的广泛性。后来，政府逐步取消了价格双轨制，“倒爷”在中国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而此时中苏关系逐步正常化，允许双方人员往来，对方轻工业品极其缺乏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国内。“去俄罗斯做生意一星期能挣一辆奔驰”，这类极富煽动性的说法在国内广泛传播开来。国内很多人开始把目光转向了俄罗斯和剧变后的东欧，并想方设法携带各种急缺商品进入当地，高价售出后再返回国内，成为“国际倒爷”。
俄罗斯的中国“倒爷”的最早雏形实际上是两国关系解冻后中国的公派留学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苏关系的缓和，中国教育部开始逐渐恢复同苏联互派进修生、研究生、本科生的工作。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带回来的消息是苏联物资匮乏、服装奇缺，皮夹克、牛仔服，一件可卖十倍的价钱，而当地的一切产品及在那里的吃住行都便宜得不可思议。于是后来的留学生每次回国后就会带几件皮夹克，卖掉后可以顶上一年的饭钱。还有人用卖皮衣的钱买书、油画、钢琴、提琴、俄产的望远镜、裘皮大衣等贵重的东西，回国后高价卖给国内的人。这就是中俄“倒爷生意”的源头和最初的形式。
公派留学生并未在“倒爷”的路上走下去，但他们在中俄的早期贸易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把当地极其缺乏食品和轻工业品的信息带回国内，而且由于留学生语言好、了解对方的文化和国情，当国内的公司和个体商人如潮涌般涌入莫斯科后，很多留学生当起了国内某公司驻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兼职业务帮办，通过中介活动收取费用；或为国内访俄团组或个人担任翻译，在中俄的商贸活动中起着引路人和牵线搭桥的作用。
中苏（俄）早期民间的“倒爷”贸易，主要在边境地区，伴随着中苏（俄）边境旅游的兴旺，很多人首先是通过边境的“一日游”的方式进行“倒爷生意”。1988年9月，黑河市与对面隔江相望的阿穆尔州首府布拉戈维申斯克（Благовéщенск，又名海兰泡）开通了“一日游”。首批中国旅游团一行40人于9月24日抵达布拉戈维申斯克市，接着黑河市接待了相同人数的苏联游客。1990年3月开通了哈尔滨赴苏“七日游”，6月又开通了同江—下列宁斯科耶（Нижнеленинское）“一日游”。在1990年的高峰期，“一日游”人员流量的比重竟占当年出入境人员总流量的52.16%。由于“一日游”出境手续简便，花费也不是很多，对很难获得出国机会而又很想到国外看看的内地的各类人士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一时间，一些内地的机关、学校及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无不寻找机会去黑河“公干”，目的是到隔江的对岸去看一眼，顺便随身带几件运动服、夹克衫、雪地靴、化妆盒之类的东西，很轻易地就能换回异国风味的俄罗斯炊具、剃须刀、望远镜等物品。参加人员也从最初满足于领略异国风情，到从事边境贸易的“一日倒”。很多人就经常性地利用旅游机会带过去一些商品进行出售，他们被称为“倒包者”，即通过手拎肩扛一包包的中国商品，到对方边境城市的居民点和集市进行销售，然后再返回，这也是“倒爷”的最初形式，即借助“一日游”“四日游”“七日游”等方式从事“倒爷”贸易。
早期中国留学生和旅游者在俄罗斯的示范效应，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中俄“倒爷”的队伍中。当时“倒爷”们到底怎样从事这种“倒货”的贸易呢？
“倒爷”们首先在国内进货，主要在国内各个批发市场上购买，都较为便宜，以服装和鞋帽居多。在北京有专门针对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批发市场，最著名的是，但这个市场只允许外国商人采购，是国外“倒爷”的聚集地。而当时国内也有很多服装鞋帽的批发地点，中国“倒爷”在任何一个地点都可以进行采购。然后，他们往往乘坐火车这种交通工具进入莫斯科。北京经满洲里至莫斯科的铁路全长9000多公里，国际列车每周对开一次，运行六天六夜，这趟国际列车就是这些国际“倒爷”的主要交通工具。叶朗在《1992年秋天俄罗斯印象》一书中，以日记形式记载了他在1992年乘坐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时在北京车站见到“倒爷”出国时的情形：
许多“倒爷”扛着像棉花包那么大的尼龙包。这种尼龙包颜色很像鱼皮，很多人就称它为鱼皮包。鱼皮包里装的大多是皮夹克和羽绒服。因为行李重量有限制，一些“倒爷”就像电视小品演的那样，在身上穿了四五件皮夹克，到了候车室再一件件脱下来，热得满头大汗。……由于每趟列车托运行李数量有限，所以要提前四天就去北京站排队，这四天四夜不能离开，因为每隔一小时叫一次号，人一离开就取消你的号了。“倒爷”们当然想方设法尽量多带皮夹克上车。如果有人借车票给他办托运，他给你1000元人民币作报酬。如果有人帮他带一大尼龙包皮夹克（约25件）上车，他给你500元人民币作报酬。如果有人在沿途车站帮他销售，卖出一件给你300卢布作报酬。还有的“倒爷”设法在半途把皮夹克搞上车。
最开始的时候，由于倒卖的货物量较少，每位“倒爷”只带火车限制的38公斤的货，或者让别人帮助捎带一些，给一定的好处费。后来好多人生意从零售到批发，销货量越来越大，大家开始直接包车厢。生意最好的时候曾经有人买断一列车厢，整整17个包厢。那会儿从北京开往莫斯科的火车，每一个包厢都被货物塞得满满的，车厢里的铺位大部分都被“倒爷”们买下，除了留一个铺位睡觉，货从地板一直摞到天花板，连窗户都遮得严严的。列车一进入俄罗斯境内，每到一站，“倒爷”们就拎着从国内带来的货物蜂拥而下，这些货物包括皮夹克、羽绒服、假冒的阿迪达斯运动服装、旅游鞋、化妆品、儿童食品（如大大泡泡糖）等，而在站台上早就挤满了等待抢购的俄罗斯人。生意火爆得难以置信，那么多的货，顷刻之间就被一抢而空。当列车从莫斯科返回北京时，铁路沿线俄罗斯人向中国人兜售各种俄制商品，包括婴儿车、儿童脚踏车、水壶、手表、厨房用具、面包、牛奶、酒、西红柿等。
很多“倒爷”还未到莫斯科时，就把手中的货物销售一空，到达莫斯科后就潇洒一番，有的人还采购一些俄罗斯的商品，然后返回国内，再次进货，又一次经历了从国内进货、北京买票上车、沿途销售、莫斯科返回这样一个过程。他们这些人被称作“头一倒”，没有更多的中间环节，商品直接卖给俄罗斯人，价格也较高。第一倒的收益还是较为丰厚的，每次赚上几万块钱也是极为平常的，绝大部分“倒爷”就是靠着这样的方式发家致富的。
“倒爷”自己从国内进货，到俄罗斯销售这种方式也有一定弊端，即来回往返耽误的时间较多，手续也较烦琐，特别是护照不容易办理，有时候还买不到火车票，不能成行。因此，很多“倒爷”都是去时带上几千元的货物，过去后迅速卖掉，以此做本钱，再到一些中国货物较为充足的城市上货，如与中国满洲里、黑河、绥芬河临近的俄方边境城市（边境城市的过货量较大，也较为方便），然后再倒到俄中部、西部的城市出售。这些人一般都是从一些中介公司或个人手中花大价钱购买探亲“邀请函”，在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或领事馆办理入俄签证，就可以长期在俄居留。1987年，当时的苏联对移民法进行修订，规定申请入俄签证须出示俄罗斯方面“有效的邀请函”。而在俄罗斯，所有城市的公安部门都有权发放邀请函。因此，一些人看到赚钱的机会，利用俄罗斯法律的漏洞，贿赂贪婪的俄罗斯官吏，获取有效邀请，再将其“转卖”到中国国内，从中牟利，为这些“倒爷”开辟进入俄罗斯的通道。
因此，“倒爷”也并不是仅有一种类型，实际上分为“一倒”“二倒”“三倒”，甚至更多倒，构成了一个经商链条。“一倒”即是从国内直接批发货物的商人，“二倒”是从“一倒”手中批发货物的商人，以此类推。当然，“二倒”以后的商人并不返回国内取货，而是直接从俄罗斯的中国商人处取货。在这个链条中，前面几倒的收益还是较为丰厚的，越到后面收益越小、风险越大。最后是直接面对俄罗斯人的零售商，这期间的中间环节已经有了很高的加价，到他们这里的时候所剩的利润也不多了。而“最后一倒”，也就是依靠体力起早贪黑站市场的商人，俗称“练摊”。这批人最为辛苦，并且风险最大。很多人也会因为抓不好货，把货物砸到手中，最后还赔了钱。
中国“倒爷”进入俄罗斯的时期，正是其经济政治处于剧烈变动的时期。一方面激烈的变革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另一方面却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法律和管理秩序。这一时期的俄罗斯经济困难、政局动荡、冲突不断、官员贪污盛行、社会治安混乱。20世纪90年代的莫斯科出现了一个“犯罪”的高峰期，治安状况日益恶化，犯罪数量增加，特别是恶性案件骤增。每当夜晚来临，大部分居民都不轻易外出，紧闭房门。一些有着雄厚经济实力的中国商人往往就成为罪犯的袭击目标，中国人在俄罗斯遭到抢劫、凶杀的新闻时常见诸媒体报道。
对中国“倒爷”的生存产生最直接影响的是当地警察。警察本来是维护秩序和提供安全保障的，但在俄罗斯警察却总是以索要红包、找麻烦的形象出现。因此，“倒爷”在俄罗斯并不像所宣传的那样各个都赚得盆满钵满，他们其实在其中经历了太多的惊险与失败。收益和风险是相伴而生的，收益越大，风险也就越大。“倒爷”们靠着自己的辛苦和努力在当地淘金，不少人有着惨痛的经历，他们的淘金是在冒着生命的危险甚至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中进行的。作家张雅文在报告文学《玩命俄罗斯》一书中，描述了一位“倒爷”的淘金经历：
他是一位朝鲜族人，三十七岁，曾是延边地区某市广播电视台的技术员。当时，在他的周围已经有很多人来到俄罗斯淘金，并且赚了很多钱。他的心也活了起来。后来，他想到西伯利亚曾有个亲属，于是，他东借西借凑了12000元钱，打通各个关节，买了一些服装，偕同五十岁的岳母，兴致勃勃踏上了淘金路。淘金的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天买火车票就被人宰去2000卢布，上了去新西伯利亚的火车，又被乘务员要去两套阿迪达斯外加2000卢布。一分钱没赚就扔了几百元人民币。到了新西伯利亚没找到亲属，娘俩只好找个便宜旅店住下，第二天就去市场卖货。
第一天卖货经历较为顺利，但初来乍到，没有经验，晚上回到宾馆，一数钱却发现少了3万卢布，原来老毛子玩了中国人最古老的鬼把戏——调包计。在以后的卖货过程中，他们经常会遇到收到假钱或货物丢失的事情。他就开始更加玩命，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更像一只发疯的困兽，开始拼命于新西伯利亚到格城一带漫长的铁道线上，只身一人腰缠几十万卢布，三天三夜火车跑到绥芬河对面的格城去上货，然后把小山搬的货物带到售价更高的俄中西部城市卖掉。每天上货、乘车、卖货、再乘车，这就是他三个月全部生活轨迹，每时每刻都在心惊肉跳中度过。
有一次去乌苏里斯克上货，他守着小山似的货物买不到车票，急得团团转，没办法，最后只好像前几次一样去贿赂警察。几百卢布的车票对方要价1万。他一下子买了四张卧铺票，占了六个铺位。尽管如此，还是被罚了2万卢布。但这还没有结束，一位乘务员向他索要一套阿迪达斯，被他拒绝了。随后，五六个虎背熊腰的家伙就开始盯上他，个个凶神恶煞似的。一个人竟亮出刀子，冲他提包“噗噗”划开好几个大口子，然后就向外拽阿迪达斯。他愤怒了，但能怎样，五六个人围攻他，对方还有刀子，最后也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地看着他们来抢夺自己靠着辛苦血汗采购的商品。
还有一次，他腰缠全部现款60万卢布到格城火车站去采购货物，一到就相中一种羽绒服，正要成交，忽然发现警察过来检查护照。他的护照已经过期，完全“黑人”一个，如果被查出来，立即就得被押送警察局，然后就得被遣送回国。一进警察局，身上的60万卢布也会立刻被没收。正在走投无路之时，忽然发现有一列火车正停在那，至于火车是往哪开，什么时候开走，他全然不顾了，一头向火车站底下钻去。好在火车并没有开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他的第一次俄罗斯之行共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共赚了150万卢布，被罚去46万，除了花销，手里还剩下70多万。回到国内后，兑换成人民币，最后赚了6000元人民币。这6000元人民币可真是玩命换来的。
实事求是地说，中俄民间贸易的线路是由“倒爷”首先开创的。国内大量积压商品正是靠倒爷肩扛手提到莫斯科的，其间经历了多少艰辛与困苦，只有这些国际“倒爷”们自己知道。正是他们以这种前所未有的特殊方式打开了俄罗斯及周边国家的市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倒爷的最初创业，就没有对俄民间贸易今天的规模和水平。
同时也必须要看到，“倒爷”们由于构成人员较为复杂，很多人是通过非正规渠道进入俄罗斯的，中俄双方都难以管理，因此难免会产生一些问题。特别是在中俄“倒爷贸易”最兴盛的时期，“倒爷”们在把一件件商品倒入时也把大量假冒伪劣商品带进了当地市场，给俄罗斯人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俄罗斯物价飞涨，民众生活日益艰难，而购买这些轻工业品也花去了他们较多的积蓄，回去之后发现都是假冒伪劣的残次品，便对中国的商品和中国人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倒爷”最初到来的时候，俄罗斯人对中国人是十分钦佩和礼貌的，认为中国人很有能耐，能生产出这样好的产品。但当“倒爷”们将假货卖给他们后，他们开始憎恶中国人，见到中国人就指指点点，甚至许多俄罗斯人在开的小店前挂起了“本店不售中国商品”的牌子。
商品的质量犹如商品的生命，假冒伪劣商品极大地损害了“中国造”的信誉，市场上摆放的五颜六色的各种中国商品很少有人问津。“倒爷”在俄罗斯的处境大不如前，“中国造”的商品很难出售，“倒爷”们也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当时在莫斯科街上的赌场非常多，一些“倒爷”经不住诱惑就去赌博，把钱输光就都回国了。很多赚够了钱的“倒爷”就去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行投资移民，还有一些人去东欧等国家寻找机会，再次踏上新的“倒爷”之路，当然最后也有一些人留了下来。
1991年，第一批中国倒爷登上开往莫斯科的列车，他们揣着发财梦，却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车上挤满了倒爷。他们带着皮夹克、打火机、暖水瓶，准备去俄罗斯赚一笔。当时流传一句话：跑一趟俄罗斯，回来买辆大奔驰。
这趟列车要走6天6夜，7800多公里。按规定，中国乘警在二连浩特就得下车。而俄方不在列车上配警力。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辞职，克里姆林宫顶上的红旗缓缓落下。一个延续69年的超级大国，就这么没了。
新上台的叶利钦推行休克疗法，要一步到位把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政府规定从1992年1月2日起，放开90%的消费品价格和80%的生产资料价格。
头三个月，似乎见效了。商店货架上开始有东西了，排队的人少了。俄罗斯人以为好日子来了。
但很快，物价像疯了一样往上蹿。到1992年4月，消费品价格比前一年12月涨了65倍。三个月里物价涨了520%，卢布贬值79%。到1995年底，消费品价格比1991年涨了1411倍。
地铁票从0.05卢布涨到400卢布。一公斤啤酒从2卢布涨到3187卢布。老百姓手里的存款贬成废纸，俄罗斯人生活水平一下子倒退20年，很多人的日子还不如苏联时期。
更要命的是，苏联长期发展重工业，轻工业本来就弱。解体之后，生产系统崩溃，轻工业品更是奇缺。商店里买不到衣服、买不到日用品，有钱也花不出去。
消息传回中国，一些脑子活络的人坐不住了。俄罗斯缺轻工业品？中国有的是啊！皮夹克、旅游鞋、打火机、圆珠笔，这些东西在国内不值钱，运到俄罗斯就是抢手货。
这句话像野火一样传开。一批又一批中国人，拎着大包小包，登上了北京开往莫斯科的K3次国际列车。
K3次列车是新中国成立后开行的第一趟涉外列车，1960年开始运行。从北京出发，经二连浩特出境，穿过蒙古，最后到达莫斯科。全程7826公里，要走130多个小时，6天6夜。
以前这趟车旅客很少，列车员比乘客还多。但1991年苏联解体后，一切都变了。
当时没有正式的货运渠道，倒爷们只能自己带货。K3成了唯一的选择。原本冷清的列车突然变成了流动的货摊。车厢里、过道上、甚至厕所门口，到处堆满了货物。倒爷们没地方睡，就靠着货物站着打盹。
列车一进入俄罗斯境内，每到一个车站，站台上就挤满了等着买东西的俄罗斯人。倒爷们把货物挂在车窗上，俄罗斯人在下面抢着掏钱。一件皮夹克，国内60块钱进货，到俄罗斯能卖300块。打火机、暖水瓶、旅游鞋，什么都能卖。经常是车还没到莫斯科，货就卖光了。
倒爷群体来自天南海北。最早是黑龙江人，他们靠近边境，语言也能凑合听懂几句。后来北京人、浙江人、福建人、广东人都来了。北京人在圈子里势力最大，他们大多是西单、东单一带摆摊的，嘴皮子利索，胆子也大。
这些人的背景五花八门。有下岗工人、有个体户、有刑满释放人员，也有想出国留学的年轻人。只要弄得到签证，谁都能去碰碰运气。1993年那会儿，只要花点钱就能搞到俄罗斯大学的邀请函，以自费留学的名义办护照，其实就是去做生意。
到了莫斯科，倒爷们用卢布结算。回国的时候，一部分钱换成俄罗斯的首饰、香烟、药材，回国继续倒腾。剩下的钱全换成美元，藏在皮带夹层里、皮鞋底子里、货物包装里带回来。当时俄罗斯外汇管制严，没法汇款，火车是把美元带出境的唯一办法。
跑一趟货，来回要半个月。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跑两趟。从北京坐火车去莫斯科，卖完货坐飞机赶回来，马不停蹄备货、买车票，再出发。
牟其中就是那个年代最传奇的人物。他得知四川航空想买飞机、苏联想卖飞机，就动起了脑筋。他从全国各地的工厂收购滞销的轻工产品——罐头、暖水瓶、皮衣，装了500个车皮，总价值4个亿，运到苏联。苏联那边把4架图-154客机飞到成都，交给川航。
牟其中自己一分钱没出，赚了将近1个亿。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罐头换飞机的商业神线;虽然夸张，但反映的是真实的商机。中俄两国互补性太强了：俄罗斯有飞机、有钢铁、有木材，就是没有衣服鞋袜；中国有的是便宜的轻工业品，缺的是工业设备和原材料。倒爷们就是这中间的桥梁。
那几年，倒爷们确实发财了。有人一趟赚上万块，有人一年就成了万元户。在90年代初，万元户可是了不得的身份。
莫斯科有个日出旅馆，是中国商人聚集的地方。白天大家出去做生意，晚上回来数钱、喝酒、赌博。
快速发财让一些人飘了。他们开始出入莫斯科的各大赌场，一掷千金。赢了还好，输了就麻烦了。很多人把辛苦赚的钱全输光，不愿意再从头开始背货，就动起了歪脑筋。
最开始只是小偷小摸。趁人睡着，摸走钱包。但这点收入满足不了他们的胃口，很快就发展成了抢劫。
1992年开始，K3列车上开始出现劫案。起初劫匪还有点顾忌，主要针对偷渡客和蛇头。这些人被抢了也不敢报警，怕暴露身份。
K3列车有个致命的漏洞：列车出了二连浩特，中国乘警就得下车。按俄方规定，列车上不配警力。如果出了事，只能等到下一站请当地警察上车处理。
劫匪就是利用这个空当。他们买票上车，假装是普通乘客，跟人搭讪、套近乎，摸清谁有钱、谁带了多少货。等列车驶出中国边境，他们就露出獠牙。
几个犯罪团伙逐渐形成。他们互相认识，但各干各的，互不干涉。有时候一趟列车上有好几伙人，一拨抢完，另一拨接着抢。
车上人很杂：拎着大包小包皮衣的倒爷、去俄罗斯留学的学生、出差的政府官员、蛇头和偷渡客。各个包厢里，经常一起走货的老相识互相打招呼。
几间包厢里突然冲出一伙人。领头的是个蓄着大胡子的男人，外号小军。他大声招呼同伙：「快！该戴上面罩了，咱谁也不认识了！」
他们向乘客索要护照、钱财，把不肯交钱的人捆起来毒打搜身。从扎门乌德一直抢到乌兰巴托，历时十多个小时。一个浙江妇女被劫匪抢劫、，她藏在蛋糕和糖果里的300美元、1500元人民币、2个金戒指和护照全被抢走。
列车进入俄罗斯境内后，又有一伙人上了车。这是以朱兴金为首的另一个团伙。他们控制了列车长，然后一个包厢一个包厢地扫荡。有乘客藏在厕所里，被拖出来打了一顿。
牛顿带着同伙从彼尔姆车站上车，这时候车上的乘客已经被洗劫了好几遍。牛顿不管这些，照样抢。抢不到钱就打，不管老人小孩，一言不合就是一顿暴揍。有乘客实在受不了，趁停车的时候跳下火车逃跑。牛顿让人把列车叫停，派人去追。那人崴了脚跑不快，被抓回来打了个半死。
从5月26日到5月31日，四伙劫匪轮番上阵，把整列火车的乘客抢了个干干净净。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大部分乘客身无分文。
被抢走的现金有7000多美元、几十万卢布、大量人民币和金首饰。3名妇女被、，多人被打伤、刺伤。
更让人愤怒的是，列车员从头到尾不敢管。他们怕惹祸上身，装作什么都没看见。
案情之恶劣令人震惊：4个犯罪团伙在6天6夜里轮番作案，几乎把车上所有乘客都抢了一遍，还有多名妇女被。这起案件被列为1993年全国四大要案之一。
但抓人没那么容易。劫匪在俄罗斯作案，中国警察管不着。俄罗斯警察又不太愿意管中国人的事。劫匪就是吃准了这一点。
6月初，专案组开完最后一次动员会。9个民警乔装打扮，扮成倒爷，登上了K3次列车。
他们不能带枪、不能带手铐，防身的家伙就是擀面杖和弹簧锁——这两样东西既能当武器，又符合倒爷的身份。
领队叫程亚力，是个老刑警。他们的任务是打入劫匪内部，摸清情况，伺机抓捕。
一上车，程亚力就发现气氛不对。车上的人都互相打量，眼神躲躲闪闪。谁是倒爷、谁是蛇头、谁是劫匪，根本分不清。
列车驶出国境后，民警们开始跟车上的人套近乎。他们学着倒爷的样子，吹牛、喝酒、扯闲篇，慢慢取得了一些人的信任。
有个女人主动跟他搭话，聊着聊着就聊出了很多内幕。她知道哪些人是劫匪、哪些人是头目、他们在莫斯科住哪儿、平时怎么联络。程亚力意识到，这个女人可能跟劫匪团伙有关系。
专案组在莫斯科待了几个月，摸清了四大犯罪团伙的情况。同时，他们跟俄罗斯警方进行了沟通，得知二姐赵金华和朱兴金团伙已经被俄方抓获。
1993年10月，专案组收网。在北京、莫斯科等地同时行动，一举捣毁多个犯罪团伙，抓获嫌疑人70多人。
牛顿团伙的成员曹宏在北京一家商场门口被抓。他刚从俄罗斯潜回来，以为风头过了，没想到刚露面就被盯上。
1994年4月，四大犯罪团伙及其他零散劫匪共60多人受审。判决结果：31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包括死刑；14人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四个犯罪头目全部被判处死刑。
宗立勇，外号东城老七，是北京倒爷圈里的老手。他参与了1993年5月那次大劫案，事发后逃往欧洲，在各国流窜。国际刑警发布红色通缉令，全球通缉。
他改名李勇，靠赌博为生，东躲西藏18年。2011年7月，他想去澳门赌博，在首都机场办出境手续。也许是紧张，也许是鬼使神差，他在出境卡上填了自己的真实姓名。
宗立勇随身带着一本日历。他对民警说，这是用来记日子的，逃亡这么多年，数着日子过。
2011年6月，广西警方在一场助学捐款活动中把他抓了。当时他正准备上台发言。
一方面，1993年劫案的影响太恶劣，很多人不敢再坐这趟车。另一方面，俄罗斯开始收紧签证政策，签证不再像以前那么好办。
更重要的是，正规的商贸渠道建立起来了。货运班列开通，物流公司出现，不需要再自己扛着货上火车。大规模的以物易物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正式的外贸合同和银行结算。
有人成功转型。他们用在俄罗斯赚的钱回国投资，开工厂、办公司，从个体户变成了企业家。那个年代很多后来的大老板，第一桶金都是在俄罗斯挖的。
有人继续做中俄贸易，但换了方式。不再扛包倒货，而是开贸易公司、走正规渠道。
1998年，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卢布再次暴跌。很多还在做生意的中国商人损失惨重。这一波让不少人彻底退出了这个行当。
有人发了财，成了企业家；有人坐了牢，蹲了十几二十年；有人默默无闻，回到了普通人的生活；也有人死在了那条铁路上。
当年流传的那句线;跑一趟俄罗斯，回来买辆大奔驰——现在听起来像个笑线年，它确实是真的。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机会遍地，风险也遍地。
苏联解体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真空。俄罗斯人需要日用品，中国人需要钱。倒爷们就是填补这个真空的人。他们胆子大、脑子活，敢在没有规则的地方闯荡。有人赚到了第一桶金，有人付出了惨痛代价。
2023年9月，电影《莫斯科行动》上映，讲的就是1993年中俄列车大劫案的故事。
那趟从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列车，至今仍在运行。它见证了苏联的解体、中俄关系的起落、倒爷的兴衰和一个时代的结束。
现在买一张K3的票，单程要几千块钱，旺季还一票难求。车上的乘客是来看风光的游客，他们拿着相机拍贝加尔湖和西伯利亚的白桦林。
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国家监委原驻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监察专员杨宏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近日，李亚鹏创办的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因拖欠租金陷入关停危机一事，引发广泛关注。短短数天，全网超过35万人的捐款额已突破2000万元，且数字仍在增长。这场围绕2600万租金的纠纷，早已超越单纯的商业契约之争，成为一场叩问公益边界、规则底线与社会善意的公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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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桶石油两美元的差价，看起来微不足道，放在国际大宗商品贸易里简直就是九牛一毛。可当这个加价令从特朗普嘴里说出来，针对的是中国时，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千艘中国巨轮压境，22座油气平台巍然矗立，直接击碎日本右翼幻想。《》披露了一条重磅消息:东海中方海域上，已有逾千艘中国船只密集集结，规模还在不断膨胀。
这数据一出，就让人觉得中日关系又添了新麻烦，本来经贸就是两国关系的定海神针，现在企业这么悲观，难免会波及更广的层面。
